来源：石家庄日报

　　西柏坡时期是我们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、由革命战争转向国家建设的关键历史转折。面对新解放城市面临的复杂局面，党中央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相结合，逐步形成系统完备的城市工作体系，筑牢了新中国城市建设根基，积累了党领导城市工作的宝贵经验。我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功能完善、治理高效的宜居宜业之城的目标任务。传承弘扬西柏坡时期党的城市工作经验，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城市更新、基层治理、产业升级、城乡融合中的难点堵点，对全面落实党代会部署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、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　　西柏坡时期党的城市工作探索实践。强化顶层谋划，筑牢城市工作制度根基。1948年，党中央印发《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》，成为规范城市工作的纲领性文件，明确严禁照搬农村土改斗争方式治理城市，确立保护城市生产力、恢复工商业、稳定社会秩序、保障民生的核心任务，为全国城市工作划定标准。同时配套出台《关于工商业政策》等文件，厘清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的经济治理方针，严格区分官僚资本与民族工商业，最大限度保护和解放城市生产力。1949年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重大战略部署，正式明确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，确立“城市领导乡村、城乡兼顾发展”的总体思路，将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城市中心任务，明确依靠工人阶级、团结各界群众的工作路线，实现了党对城市工作战略认知的系统性升华。

　　创新治理机制，推行精准分类治理模式。党中央立足大中小城市现实条件，依据各城市功能、经济属性、区位地位，采取差异化治理方针，精准确立各城市的工作重心与治理侧重点。与此同时，探索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城市接管制度，确立“各按系统、自上而下、原封不动、先接后分”十六字接管准则，推行军事管制、成套接收、人员留用、稳步改造的工作路径，配套建立干部集训、纪律约束、民生兜底的工作机制，构建起权责清晰、务实高效、衔接顺畅的城市治理运行体系。

　　深耕基层实践，积累多元城市治理经验。石家庄作为城市工作的“试验田”，通过边实践、边总结、边纠偏，在重建城市政权、修复市场秩序、保护扶持工商业、夯实基层治理等方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，为全党城市政策制定提供了鲜活实践样本。沈阳作为我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工业城市，将保全工矿设施、恢复工业生产摆在突出位置，为重工业城市接管治理提供可复制的借鉴。天津作为北方重要口岸城市，面对多元社会结构、复杂金融业态和涉外事务等难题，探索形成超大城市平稳接管、有序治理的宝贵经验。

　　西柏坡时期党的城市工作经验启示。坚持党建引领，夯实城市治理根本保证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，是西柏坡时期城市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、取得成效的根本所在。面对革命形势变化和工作重心转移，党中央主动跳出固有思维、调整工作思路、精准把握城市治理规律，牢牢掌握城市工作领导权。新时代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，同样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城市规划、建设、更新、治理的全过程。坚持解放思想、破除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，统筹优化城市空间、产业、功能布局，不断提升党委统揽全局、协调各方、系统治理的能力，确保城市建设和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。

　　坚持产业为本，筑牢城市发展物质根基。西柏坡时期，我们党始终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，把保护工矿企业、扶持工商业摆在突出位置，依靠产业复苏带动城市秩序重建与民生改善，牢牢抓住了城市发展的核心命脉。新时代推动我市城市提质升级，同样要牢牢抓实产业发展这个根本，坚定不移做强主导产业、做优传统产业、做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不断深化产城融合、实现互促共进，以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城市高品质建设、精细化治理提供坚实支撑。

　　坚持精准施策，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。西柏坡时期一城一策、分类指导、城乡兼顾的治理思路，为新时代城市精细化治理提供了借鉴。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，同样需要因地制宜、分类施策。不同城区、城乡之间、新旧小区的发展基础不同、短板各异，不能一概而论，要立足区域实际，扎实推进老旧小区改造、街区品质提升、基础设施完善、公共服务扩容提质等重点工作。统筹推进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，加快构建城乡融合、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，不断优化城市功能、补齐发展短板，持续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。

　　坚持人民至上，厚植城市治理群众根基。西柏坡时期，我们党开展城市工作，始终坚持依靠工人阶级、团结各界群众，凝聚起城市接管与建设的强大合力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。”城市治理归根结底是服务群众，核心始终是人。推进新时代城市治理，必须要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，用心听民意、汇民智、解民忧，广泛调动市民、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城市治理，构建人人参与、人人尽责、人人共享的现代化城市治理新格局，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，让群众幸福感、获得感更加充实。